【记者专栏】杨万国：记者的本分

作者：杨万国 新京报经济新闻部副主编

1776年，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细致观察了英格兰一个小小的扣针制造厂。这里的10个工人，一个人抽铁线，一个人拉直，一个人切截，一个人削尖铁丝的一端，一个人磨另一端，以便装上圆头。要做圆头，又分成两三种不同的操作。装圆头，涂白色，乃至最终将扣针装进纸盒，都成为专门的职业。

斯密发现，在这样一个机械设备简陋的小工厂，10个工人如果勤勉努力，一日能成针12磅。按每磅中等针有四千枚计，这10个工人每日就可成针四万八千枚，即一人一日可成针四千八百枚。而如果他们各自独立工作，不专习一种分工，那么，他们不论是谁，绝对不能一日制造20枚针，说不定一天连一枚针也制造不出来。斯密认为，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里，人民得以普遍富裕，是各行各业分工的结果。

可见，社会分工是多么重要，可惜，我们常常忘记了。

最近，新京报报道了北京“井底人”王秀青的故事。这位三个孩子的父亲，在北京的地下热力井穴居10年，干“黑洗车”的营生。报道后，市政部门立即用水泥封掉了井口。因为媒体的报道，导致王秀青们失去了住处，报道引来同行的质疑，一名媒体人称自己数年前就知道此事了，他认为：“王秀青们不需要媒体关注。”

细察媒体人此番争论，缘于多数人忘记了自己的职业本分是什么。记者，按照中国职业分类大典，属新闻工作者，是中国1838个职业的一种。记者的职业本分就是为社会采集、报道新闻。

王秀青穴居井底10年，从一个记者知道这件事的第一刻起，他的职业本分就是把王秀青的命运以最公允、最真实的原则告诉读者。至于报道之后相关社会组织的反应，那是另一层面的社会分工：市政局可能捣毁他的“家”，民政局可能救助他，城管局可能取缔他的“黑洗车”营生，而某个公司可能给他提供一份合适的工作……

凡此种种，构成了社会的分工。市政局在判断是否允许王秀青们穴居井底方面，显然比记者专业。只要这些分工都在法律的框架内运行，遵从各自专业的判断履职，最终的方向会是产生好的结局，而不是相反。

在我国的现实中，记者职业被赋予过多的角色幻影。面对报社门口常有的访民，各种纷至沓来的举报信，记者常常混淆了自己的角色，以为自己是慈善工作者、检察官、法官，抑或心理按摩师。

试想，如果一个警察在抓逃犯前，先考察其幼子是否需要慈善组织介入援助；一个记者在报道穴居者之前，先查查此人是否是逃犯需报于警方；一个法官在判案前，先思考一下此案的新闻性，进而去撰写有新闻阅读品质的判决书，社会分工会多么紊乱，岂能不乱套？

如果一个记者把自己当做慈善人士，把大量没有新闻价值的求助信息登在报纸上，或者把自己当做法官，在报道中追求法律条文的完整赘述，而不是新闻作品的生动和翔实，那这个社会的新闻产品一定类似斯密所观察的——没有分工生产的扣针，质量粗劣堪忧。同样，如果一个记者面对读者理应知道的新闻刻意隐瞒，既是不职业的表现，也与社会分工的原则抵牾。甚至，是对读者的怠慢和渎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