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斯利康在华淘金的步伐可能要踌躇一段时间了——这家被称为“最懂中国市场”的外资药企正卷入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当中。

几天前，阿斯利康在收到深圳海关出具的《移送审查起诉告知书》及《鉴定意见通知书》后，在2024年财报中坦率承认：被查涉嫌偷逃进口税款90万美元，涉及英飞凡、替西木单抗两款抗癌药，最高可能面临450万美元的天价罚款。

这意味着，在阿斯利康公司层面，案件已经进入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若犯罪事实充分，下一步或将由检察院对作为法人的阿斯利康提起公诉。

2024年10月以来，阿斯利康接连因为“泰瑞沙伪造基因报告骗保案”、“英飞凡和替西木单抗走私案”两串案件，近百位一线销售人员被查，大区总监锒铛入狱，中国区“一把手”王磊被拘留，全球股价震荡。

为摆脱这一影响，阿斯利康总部把中国高管团队进行了一轮革新般的大换血——从中国区总裁、总经理，到肿瘤业务总经理、助理副总裁——极力清除王磊执掌公司十年留下的影响力。

令人疑惑的是，不可一世的阿斯利康为何会陷入到如此境地？这家曾经的“网红药企”，与中国有何联系？更重要的是，经历过这场巨大变故的阿斯利康中国，还有可能是地方招商的“香饽饽”吗？

在21世纪的头十年中，阿斯利康曾是全球最成功的药企之一，其营收规模由2000年的142.28亿美元飙升至2010年的332.69亿美元，实现134%的营收增长。

而这一爆发式增长的背后，源自三款核心药物表现：治疗高胆固醇的Crestor、治疗胃酸反流的Nexium、抗精神病Seroquel药物，

但彼时，阿斯利康的重心却不是放在寻找新的研发管线和创新上，而是市值管理上。

此前，阿斯利康至少花了数十亿英镑利润回购股票，稳定市值。反观药物研发投入，研发费用率从1999年的19.5%一路下降到2010年的16%。不仅研发投入降低，阿斯利康的药物研发成功率也不高。

最终，有着百年历史的跨国大药企阿斯利康，陷入了青黄不接的危机——因为专利到期了。

当时华尔街分析师预测，伴随着专利悬崖，阿斯利康年销售额将在五年内蒸发170亿美元。更糟糕的是，在阿斯利康的管线中，很难找到任何产品去填补这个巨大的坑。

从2012年开始，阿斯利康开始遭遇“专利悬崖”危机，这重危机一直延续至2017年。

期间，辉瑞还对阿斯利康发出极为诱人的收购邀约，收购价从开始的588亿英镑提高到630亿英镑，最终报出694亿英镑（约合1170亿美元）的天价。

阿斯利康的未来摇摇欲坠。好在，它找到了一位靠谱的CEO——Pascal Soriot。

为了引领阿斯利康的业绩重回增长，Pascal Soriot开启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

比如，加大研发投入，2013年-2022年阿斯利康研发投入从18.7%提高到22%；改变重点关注领域，将重心转移到了肿瘤领域、罕见病领域；加强并购，390亿美元收购亚力兄，69亿美元引进DS-8201......

不过，在这一系列改革中，最重要的一点或许还是，重新将阿斯利康的药物研发带到了以科学为导向的道路上。

与此同时，迫切想要证明自己的阿斯利康将压力传导给了每个人。

阿斯利康的自救无意间也开启了阿斯利康中国的“王磊时代”。

有别于医药行业极其看重个人出身及专业背景的传统，王磊早年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毕业后从事三年涉外导游行业，其学习及工作经历都与医药行业全无关系。

后在罗氏制药工作了十几年，并在2013年入职阿斯利康，自此王磊开启了后来“四年连跳四级”的业界传奇。

凭借阿斯利康呼吸业务在中国市场实现突破增长、中国市场成为阿斯利康全球第二大市场、泰瑞沙在华快速上市并迅速放量等成绩，王磊在阿斯利康的职位迅速上升。

2017年，他升任阿斯利康全球副总裁、国际业务和中国总裁，负责阿斯利康亚太、中东、俄罗斯、非洲、中南美洲等新兴市场的国家和地区，刷新了中国人在跨国药企管理体系担任的最高职位纪录。

王磊主政的阿斯利康中国管理风格异常强势。作为公司一把手，他不仅要把控公司发展的大方向，还会参与具体的销售、推广工作中，为了完成指标甚至一度实行过末位淘汰制。

王磊的铁腕管理，一度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阿斯利康中国的企业文化。公司在医药代表身上的销售指标压力畸高，是公司合规管理漏洞百出的关键因素。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长期处于激进文化中的员工，在压力下日渐麻木，草率地越过合规的警戒线，打开骗保的闸门。“阿斯利康出现如今的局面，是企业内部管理出现了严重问题。但凡公司合规部门能够在关键时刻发挥基本的作用，不至于走到这个地步。”

换句话说，王磊带领中国团队在这条高速增长的道路，同时也是违规的道路上狂飙，直到骗保案、走私案接连爆发，才被迫突然踩下刹车。

阿斯利康蜕变的核心原因是基于发展战略的及时调整，敢于拥抱新技术业态，这是阿斯利康得以“爬出深渊”的主要原因。

但实际上，阿斯利康的崛起实则还有一条暗线：重仓中国。

在阿斯利康在全球市场遭遇“专利悬崖”危机中，中国市场的业绩表现却意外成为了其“救命稻草”：在中国市场最火热的时候，中国区营收占比达到了20.7%，甚至一度超越阿斯利康的欧洲本土市场，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市场。

尤其在阿斯利康业绩压力最大的2011年-2020年的十年间，中国区成为当时支撑阿斯利康营收的最核心市场。可以说，正是因为中国区的优异表现，阿斯利康才有资本能够在恢复元气后取得较快的增长。

时间回到阿斯利康中国30周年庆典：彼时的王磊着中山装和布鞋出现在众人前，宣布未来10年的目标是“推动更多中国创新落地、走向世界”。

在诸多话语里，这家百年英国药企都以“最懂中国的MNC”形象出现。从单一的药品销售到集研发、制造和投资于一体的生态圈，中国已经成为阿斯利康全球第二大市场。

2019年，阿斯利康宣布与中金资本合作成立阿斯利康中金医疗产业基金，朋友圈的扩容进一步加深。

据不完全统计，这支正式成立3年的基金已成为阿斯利康“整个生态圈的纽带”，在管资金超30亿元，投资企业近20家，覆盖创新药、诊断、数字医疗等热门领域，已披露项目中A、B轮次占比超60%。

与此同时，相较于其他跨国药企，阿斯利康与中国的羁绊不仅由来已久，还在越来越深。

在研发方面，阿斯利康成立了中国新药研发部，剥离中国的临床前研究业务，与国投创新成立迪哲医药；在生产方面，从2001年开始，先后在无锡、泰州、青岛等地建设药物生产工厂；在销售方面，阿斯利康搭建了深入到中国县域市场的销售团队，在县域市场配置的人员绝对数量和占比远超其他跨国医药公司。

即便是丑闻频传的2024年，阿斯利康还在加大在中国的投入，宣布将在无锡新建一座小分子创新药物工厂。此外，2023年宣布在青岛建设吸入气雾剂生产供应基地的项目也在稳步推进中。两个项目投资合计超过10亿美元。

以上可见，在从“黑暗中自救”的过程中，中国市场对于阿斯利康来说，早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市场，而是几乎与欧洲同等重要的战略基地。

也正是这一过程中，当王磊于2016年底升任亚太区执行副总裁，成为全球管理委员会成员，直接向全球CEO汇报，从这足以看出中国对于阿斯利康的重要战略地位。

同样地，中国区的业绩对阿斯利康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

阿斯利康2024年在中国区实现11%的两位数增长，以64.13亿美元（占其全球市场份额的12%）的收入在跨国药企中国区业绩比拼中独占鳌头。中国区占据阿斯利康全球市场份额的12%左右。

生物医药产业被誉为“永不衰落的朝阳产业”，是创新最为活跃、发展最为迅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在过去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中国各地方打造的重要产业支柱。

比如1993年，阿斯利康来到中国的首站就是无锡。30多年来，无锡成为阿斯利康在中国集生产、运营、创新、资本、人才等总部功能为一体的战略要地。

阿斯利康无锡供应基地

阿斯利康也一度是无锡纳税大户，数次登顶无锡纳税第一企业。

一位当地官员表示，“阿斯利康是无锡贡献规模最大、合作领域最广的外资龙头企业，双方结缘30多年来，建立了深厚的伙伴关系、合作情谊。”

不仅如此，无锡还以此为基点，多年连续举办太湖湾生命健康未来大会，吸引众多领域代表探讨最新热点话题，现在已经产生了产业集聚效应。

近年来，无锡正将生物医药产业列入全市“465”现代产业集群中的四大地标产业之一。据悉，无锡已经集聚链上企业2158家，其中规上研发制造企业301家、上市企业15家、世界500强企业6家，构建形成了涵盖医药研发服务、化学制药、生物制药、医疗器械、特殊食品等完整产业链，去年实现营业收入近300亿美元。

阿斯利康与无锡的绑定也尤为突出。

无锡阿斯利康中金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由阿斯利康（无锡）贸易有限公司和中金浦成投资有限公司各出资21.6025%，第三大股东无锡高新区新动能产业发展基金出资13.2802%。而在2024年国谈中表现优异的创新药企迪哲医药背后，也有阿斯利康与国投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共同身影。

多年苦心经营的阿斯利康看上去“血条很长”，营收上似乎也没有因两大刑事案件受到实质性影响。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阿斯利康在中国的麻烦还没有解决的迹象，新的领导者能否在短时间内抚平内部创伤、获得外部谅解，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一个现象是，阿斯利康的员工，曾被认为是“医药黄埔军校”走出来的优秀人才，但现在却变成同行避之唯恐不及的“业界毒瘤”。

社交平台上充斥着阿斯利康员工被行业“封杀”的消息。多位网友爆料称阿斯利康履历背景的员工被多家医药外企拉黑，去年或许还只针对骗保案件背景的人员，或者肿瘤线医药代表。

但最近，针对阿斯利康员工的封杀变得更为严格，凡是5年内有阿斯利康工作经历都可能被波及，有些非肿瘤线的员工甚至实习生也同样可能被拒之门外。

而在上一届的进博会上，阿斯利康连续第七届参展，尽管一些签约活动照常在展厅举行，但与往届参访团纷纷到访的热闹场景相比，展厅与活动现场鲜有访客。这也某种程度上映照了如今的舆论和市场对这家跨国药企的态度。

阿斯利康在第七届进博会上的展厅

风波震荡后的涟漪还在扩大，这是否意味着阿斯利康从此在中国一落千丈呢？

答案是或许并不会。

相比于十几年前葛兰素史克在中国经历的那场惊心动魄的反腐风暴，阿斯利康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更强，在中国的投入也更大，与地方政府绑定的也更深。

去年，阿斯利康才正式宣布上海成为其除英国剑桥、美国波士顿、美国盖瑟斯堡和瑞典哥德堡之外的又一集研发、商业及生产运营为一体的全球第五大战略中心，成为阿斯利康全球战略、研发及长期发展的重要战略支点。

显然，无论是从阿斯利康还是地方政府的主观意愿上来说，并不是想刹车就能刹住的。

这也是为什么，在国家医保局的声明中，事件的调查结果是将“犯罪嫌疑人全部批捕”，却并没有涉及到阿斯利康公司。之所以没有处罚公司，是因为阿斯利康在合规性调查中非常配合。

阿斯利康全球CEO Pascal Soriot也多次提到，目前雇员及前雇员被调查都是“个案”，公司则在个案调查中不断被要求提供资料。目前公司尚未被调查，也没有被要求提供证词。“如果公司被要求，我们显然会配合，就像过去所做的一样”。

对于阿斯利康中国的接任者而言，现在急切要做的是让其离开风暴的中心，并用时间去淡化和弥补对行业造成的伤害，对企业本身造成的伤害。

结束王磊时代的阿斯利康中国狂跑或仍继续，只不过这一次可能会变得很低调，很低调。

不管是从什么角度分析解读，2月17日的这次高规格座谈会，都称得上是“非同寻常”。

从时间节点来看，这是继2018年民企座谈会后，时隔近7年的历史性高规格会议。

从参会企业家代表来看，此次出现在镜头前的民营企业家们，同样是“大咖云集”。很多人甚至从企业家们的座次，分析认为高层的态度倾向非常明显：提振实体经济，聚焦新质生产力。

明面上的趋势之外，随着央视新闻的镜头流转，隐藏的那层含义也呼之欲出——这些列席前排的企业家，就是下一阶段引领实体产业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力军”。

这也是为什么，相较于前排企业家里的“谁来了”，“谁没来”同样成为了民众关注的核心议题。

全国各地搭台演出的“新春第一会”背后，企业家、乃至于背后城市、产业带在本轮机遇面前的“缺席”，无疑为台前的高亢唱腔，平添了一丝虚浮和落寞。

这之中，与北、上、深并列一线城市的广州，尤为明显。

从前排企业所分布的城市来看，广州的成绩着实有些尴尬。

不要说4家企业列席前排的北京、杭州，也不要对比咫尺相隔，却入选3家企业的深圳，即便是只有1个前排席位的上海，也靠着代表发言的C位彰显了存在感。

更不要提温州、齐齐哈尔、银川、吴江这些无论是经济体量还是行政级别，都远不如广州，却收获了前排席位的城市。

作为集经济、文化、交通、对外开放等功能为一体的中国“南大门”，和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沁润着改革东风的广州，民营经济一直是其对外的一块“金字招牌”。

本地人都很熟悉一串代表民营经济的数字代码：

“45789”

在广州，民营经济贡献了全市40%以上的生产总值和税收，50%以上的进出口额，70%以上的创新成果，80%以上的新增就业，以及90%以上的经营主体。

回首过往，如果说这一长串数字，是民营企业家们昔日对广州营商环境投下的信任票，那么本届座谈会上刺眼的“0”，则在无形中，传递了这座城市在高质量发展时代的短暂“失速”。

伴随着最新一轮年度GDP的出炉，这一现象也已经得到了经济数字的侧面烘托。

作为公认的中国经济第一省，2024年全年，广东仍旧凭借14.16万亿的GDP守住了冠军宝座，但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是，与第二名江苏的差距，已经从23年的7451亿缩减为4625亿。

两地经济差距快速缩小的背后，首要的归咎，便是省会城市广州的“不够支棱”。

2.1%的GDP实际增速，不仅显著落后于隔壁深圳的5.8%；在反映一座城市实业底色的工业增加值层面，广州-3%的表现，也大幅拖累了深圳9.7%增幅所打下的优势。

更让广州人难以接受的，或许是“渝穗之争”的反转。

作为中国城市的两大翘楚，“渝穗之争”，一直是历年GDP成绩单公布时的看点。

一直以来，二者的成绩虽然紧咬，但广州总能凭借一定优势“险胜”重庆，而在刚刚过去的龙年，重庆则以32193.15亿元的表现，反超了31032.50亿元的广州。

上述种种表现，无疑折射出了广州“发展的阵痛”。

尽管有人可以举出广州在市场主体净增、国家科技奖项等细分层面的领先表现，但在更宏观的范围里，“广州更广、深圳更深”这句老话，所蕴含的讽刺意味似乎正在加重。

在举国上下助推民营经济，发展新质生产力，向产业纵深求发展的当下，广州会“掉队”吗？

一个细节的字眼，似乎加重了人们的这种焦虑情绪。

国家层面不久前批复的重要城市2035年总体规划里，四大一线城市中，只有广州的定位简介里，模糊了“科创”二字。

“我国重要的中心城市、综合性门户”，这样的定位固然气势恢宏，但对比北京、上海title里的“科创中心”，和享有国家创新型城市头衔的深圳，广州似乎在创新底色上，就天然弱了一筹。

这种焦虑情绪，映射着产业侧的何种变化？

微观层面来看，是挤出水分，修复泡沫的转型代价。

一张广东省民营企业百强榜单的迭代，为市场揭示了这份代价的来源——房地产业。

从 2018年到2024年，6年的时间里，广州市上榜的企业从23家变成了22家，数量层面几乎没有变化，但具体到名单和行业层面，广州的头部民营企业，则已是萧瑟风中，换了人间。

2018年上榜的23家广州民营企业里，有6家的主营业务，都是房地产开发，其中不乏富力、雅居乐等全国知名地产品牌。

单从占比来看或许并不突出，但考虑到彼时，整个广东省民营企业百强榜中，也只有11家房企入围，房地产业务对广州经济肌理的浸润，不可谓不显著。

这也注定了，往后日子里，伴随着相关产业的调控着陆，广州势必会付出更大的转型成本。

宏观层面来看，则是这座城市在新能源浪潮面前的踟蹰。

一直以来，电子、石化、汽车都是广州工业的“三驾马车”，三者在本世纪初，曾为这座城市提供源源不绝的发展动能。而在当下，一边是亟待转型的石化产业，另一边则是受制于芯片落后，无法分享上游红利的电子制造，汽车产业的进退，几乎直接决定了这座城市发展的晴雨表现。

油车时代，行业有句老话：中国每制造十辆车，就有一辆是广州造。

而在过去一年里，这句话的主语被替换成了上海。在连续五年夺冠后，广州在2024年痛失“中国汽车第一城”的桂冠，这背后所反映的，便是油车与新能源汽车的直接竞争。

回到“渝穗之争”的故事主线，事实上，决定二者竞争最大的“胜负手”，同样是汽车产业。

两地均以汽车产业为支柱，但2024年广州汽车制造业增加值同比下降18.2%，重庆则同比增长26.7%。

具体到新能源车上，差距更为直观。2024年全年，重庆新能源汽车产量95.32万辆，同比增长90.5%，广州新能源汽车产量则仅为50万辆。

在即将到来的新质生产力革命里，新能源制造到底有多重要，这一点，已经由座谈会上，王传福和曾毓群两位大咖的座次，为市场深刻揭示了。

与此同时，当前汽车产业技术的发展方向，也正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在这轮变化中，无论是产业竞争力源泉，还是参与者的角色关系都可能面临翻天覆地的重塑。

对此，前工信部部长苗圩有过这样一段论述：

“汽车产业分工正由行业自成体系向跨行业的开放合作演进，专业化分工体系正在重塑，网状生态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正在加速构建。”

对于任何一个有志于未来席位的城市来说，这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机遇窗口。

而坦白来说，至少在这一点上，广州做的远远不够。

传统产业需要升级，新兴产业需要培育。

站在浩荡大国工程收官与新作的交汇点，留给广州的难题，确实不少。

但严峻的挑战之外，这座城市通向未来的大门，依然大方敞开着。

对内，确立新一年5%经济增速的广州，正在奋起直追，火力全开。

2025年一季度，广州就有145个产业项目开工，总投资1124亿元，涵盖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商业航天等领域。

这一个个项目就像一颗颗“希望的种子”，播撒在这片土地上，传递着这座城市培育新兴产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决心。

对外，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动力之核，2025年，广州也将进一步链接港澳，深化合作，建设科技创新轴。

而在那之外，一个鲜有人知的秘密是，广州，仍是国内一众一线中心中，最年轻的城市。

15-59岁人口占比74.72%，户籍人口出生率10.71%，这一串傲视全国，甚至把上海甩在身后的人口红利数据，支撑着这座城市不断试错，不断向新的底色。

“剑气峥嵘夜插天，瑞光明灭到黄湾”。

这是1000年前，贬谪广州的苏轼，在人生最低谷中，写出的开阔意境。

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产业、一座城，历史的轨迹，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直线。

往前数十年，上海仍旧躺在油车的功劳簿上酣睡，杭州也依旧在电商的浪潮中挣扎。

没有人能预知未来，也没有人能永远留在未来，唯一值得关注的是，属于广州的这份“峥嵘剑气”，不该再让人们等待太久。

回想起2008年从英国剑桥回国创业的那段经历，俞凯印象最深的是苏州工业园区招商引资团队的求贤若渴。

“这种渴求不是很功利性地要求每年产值有多少，而是很谦逊地介绍产业升级的背景，问我们：‘这个事情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俞凯回忆到。

当时，俞凯刚创立了一家叫思必驰的公司，研究语音识别技术和对话系统。如今，人们将这一领域视作发展人工智能的关键基础，但十多年前，苏州到全球各地寻访人才更大程度上只是出于习惯——

2007年，苏州启动实施了姑苏创新创业领军人才计划，从全球引入、培育具备潜力的“幼苗”。

就在最近，这批幼苗结出的果实被摆上了台面。

2月14日，苏州召开了高规格的苏州市“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推进大会。苏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吴庆文表示，作为经济大市、工业大市，苏州紧抓人工智能重大机遇，充分发挥产业规模大、应用场景多、创新动力强的优势，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

为了吸引更多像思必驰这样的企业，在早期就能落户苏州，当地政府还宣布对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最高给予1亿元项目资助和最高1000万元购房补贴。

置身全球人工智能浪潮，许多城市都在寻找差异化道路，苏州显然已经交出了一份独具特色的答卷。

这份答卷有何不同？其它城市是否能从中找到一些借鉴？

思必驰的成长轨迹，恰是苏州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缩影。

2008年，国内语音市场几乎一片荒芜“我们来得太早了。”思必驰CEO高始兴坦言。

彼时，互联网尚未普及，智能终端概念更是遥不可及。团队一度陷入"技术超前、市场滞后"的困境，只能在英语教育市场艰难求生。

转机始于苏州物联网产业的星火燎原。

2009年，苏州物联网产值突破百亿，一条涵盖传感器研发、芯片制造、系统集成的产业链初具雏形。

政府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的趋势，在2011年举办了中国（华东）国际物联网技术博览会，这也是国内唯一一个，以物联网核心技术为主要展示内容的国际性博览会。

这场展会异常火爆，仅印刷的邀请函就超过了80万份。高始兴也从人山人海中预见了移动物联网的爆发，于是在同年紧锣密鼓地推动公司业务向智能终端转型。

与苏州物联网产业同频共振后，思必驰迅速崛起。从2012年到2025年，思必驰先后收获12轮融资，最新一轮融资额高达5亿。

而它所开发的垂域大模型DFM-2与全链路对话技术，被超200家物联网及相关领域企业应用，覆盖黑白电、厨电、小家电及消费电子等细分领域，打造了450多个标杆案例。除此之外，在芯片、智能汽车、会议办公领域亦表现亮眼。

十几年过去，思必驰已经走在国内人工智能的第一梯队，并获批“语言计算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

而思必驰仅是苏州人工智能版图的一角。

目前，有超过2100家人工智能相关企业星罗棋布于苏州，涵盖机器人、自动驾驶等多个核心领域。

通过对这些领域进行整合，苏州构建起了15条人工智能与产业深度融合的“主动脉”，被称为“1+15”人工智能行业推进体系。体系中获批省级人工智能融合创新产品和应用解决方案的就有140项。

从数据来看，“1+15”体系已经初见成效。

在城市的GDP方面，2024年苏州的GDP总量来到了2.67万亿，同比增长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工智能技术起到的带动作用功不可没。

即便只看人工智能产业，去年营收规模，也已经超2300亿，同比增长超20%，近五年平均增速30%，站稳全国第一梯队。

苏州人工智能产业的必然性——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深植于苏州的产业禀赋与超前眼光。

回溯历史，苏州工业园区的诞生便是一场“超前实验”。

大名鼎鼎的苏州工业园区就成立于上个世纪90年代，由中国和新加坡两国政府共同合作建立，2001年就已经累计引进了764个外资项目，其中包括美国通用、艾默生、欧莱雅等39家世界500强企业。

国际龙头企业带来了产值，也带来了压力。单纯做“代工”很难及时或提前响应采购方的需求，而对这些跨国巨头来说，通过升级产品或提高效率来保持自身竞争力至关重要。

也正是因此，苏州比其它城市更早产生了产业升级的诉求。

某种程度上，2002年园区提出对标“硅谷”，打造“高技术产业集群”，正是升级压力倒逼创新的体现。

产业升级需求衍生出大量对高新技术的渴望，因此苏州的人工智能技术与产业深度结合并不令人意外，它本就诞生于此。

但更关键的是“早”。

虽然每一代人工智能技术都有新的突破，但在系统和产业应用层面，需要长时间的技术深度研发。因此越早参与，经验和数据就越丰富，产业应用的迭代优势就越明显。

这种优势直接体现在人才和创新企业的数量关系上。

据苏州科技局的数据显示，如今苏州四分之三的独角兽培育企业和科创板上市企业，来源于2007年姑苏创新创业领军人才计划引入的创业企业，也就是将思必驰带回中国的那个计划。

因为早早构建起了“需求-技术-人才”闭环，每一轮产业升级都成为了苏州进一步加深新技术与产业融合的契机。

例如，2015年前后，苏州的数个千亿级产业集群集体遭遇“转型零界点”，其中，生物医药行业的压力主要来源于缩研发周期。

于是，启光德健基于人工智能等技术研发的药物开发系统iDiscovery应运而生，不仅将传统ADC药物的筛选发现周期缩短了70%，研发成本更是降低了90%。

在车床旁验证算法，在流水线上迭代模型，让每个技术决策都能在财务报表中找到价值锚点。可以说，苏州人工智能的必然性来自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任何创新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本质上都是技术供给与产业需求的精准匹配。

苏州人工智能的独特性源自其产业禀赋和前瞻性布局，但更具借鉴价值的是其推进人工智能产业的三大策略。

策略一：以禀赋谋政策，化优势为胜势

早在本轮人工智能热兴起之前，苏州就已经主动申请建设“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

在2021年3月国家科技部的回函中，特别强调“充分发挥制造业优势，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与自身禀赋恰好契合，这显然不是运气，而是苏州主动争取的结果。

苏州一向善于争取和创造有利于自身的发展环境。

迄今为止，苏州已经发布了一套助推人工智能发展的总体方案，3个关键要素政策基础，以及若干细分领域应用支撑，包括国际标准、国家标准在内“人工智能+”领域标准成果，也已经发布了14项。

而在过去的一年里，由苏州市委金融办、市发改委等多个部门抽派人员集结而成的“人工智能+”专项工作组，曾多次奔赴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工信部、人行总行、国金总局等国家部委，了解和争取相关政策。显然，他们还会继续在奔走中度过2025。

策略二：区域协同，十全十美

“苏州发展人工智能产业，一个显著特征是区域协同发展格局明晰。”苏州下辖十个县区，形成了名为“十全十美”的发展格局，每个区负责的人工智能都与自身产业息息相关。

以主要负责“人工智能+机器人”吴中区为例。

吴中区集聚了1000余家机器人企业，已经形成了覆盖上游机器人核心零部件、中游机器人本体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体系。2024年全区“人工智能+机器人”产业规模超1600亿。

策略三：企业唱戏，政府服务

人工智能的广阔前景毋庸置疑，但市场需求瞬息万变，若想不走弯路，身处产业一线“听炮响”的人工智能企业能提供最精准的航向。

“以人工智能企业为抓手，强化人工智能产业链各个环节”，苏州政府在本次人工智能+大会的对外文件中强调，“培育公共实验室、联盟协会、金融资本、标准体系等综合性产业生态、为苏州‘人工智能+’应用提供有利发展条件。”

企业从市场的点状需求中寻找产业升级的线性趋势，而政府则利用这些线索编织通往人工智能时代的地图，苏州的人工智能发展印证了一条务实路径：

当创新生态与产业升级互相驱动，人工智能技术与产业便会形成密不可分的双螺旋。

当顶层政策、区域协同、企业突破合力成为三重奏，创新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一座城，便拥有了在任何时代直面挑战的底气。

在长安街的星巴克里，一位穿着印有“我命由我不由天”T恤的年轻人正对着手机屏幕傻笑。他的咖啡杯旁摆着哪吒手办，手机壳上印着太乙真人的川普口音表情包。

这幕场景或许能成为理解《哪吒》系列电影总票房突破百亿的最佳注脚——当传统文化符号与互联网次世代文化在资本的熔炉中碰撞，产生的不仅是票房神话，更是一面照见当代中国精神图景的棱镜。

在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青铜器上，哪吒的原型“那咤”还只是佛教护法神的模糊身影。

这个源自印度神话的夜叉神，历经《封神演义》《西游记》的文学重塑，最终在1979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哪吒闹海》中完成政治隐喻的巅峰表达。

四十多年后，当饺子导演让这个古典英雄吐出“申公豹你个大骗子”的市井俚语时，完成的是对文化母体的第三次解构。

这种解构建立在对集体记忆的精准把脉之上。

主创团队将传统叙事中的“剔骨还父”改写为代际理解困境，把灵珠转世的神话降维成身份认同危机。

而敖丙背负的龙族复兴使命，恰似当代青年在原生家庭期待与自我实现间的撕裂。当哪吒脚踩风火轮在陈塘关废墟上画出火红轨迹，观众看到的不仅是特效奇观，更是自己在996工作制下渴望突围的生命轨迹。

这种改编策略暗合了文化学者雷蒙·威廉斯提出的“情感结构”理论。此前导演饺子在接受采访时透露，《哪吒1》剧本修改66版的痛苦过程，恰似当代内容生产者在大数据与艺术表达间的反复撕扯。

而最终呈现的“魔童”形象，既保留了反抗权威的原始冲动，又注入了丧文化的黑色幽默，这种杂糅的美学恰是Z世代的话语方式。

2015年《大圣归来》9.56亿票房点燃资本市场对国产动画的热情时，光线传媒总裁王长田在内部会议上划掉了真人电影项目预算。

这个毕业于复旦新闻系的传媒老炮，在动画领域的布局堪称孤注一掷：连续投资20余家动画公司，建立“彩条屋影业”厂牌，用五年时间搭建起中国版“漫威宇宙”的基础架构。

哪吒项目的财务数据揭示着资本运作的精妙算计。

《哪吒1》1.2亿制作成本中，60%用于1600个特效镜头——这个数字恰好卡在“视觉奇观”与“成本可控”的黄金分割点。当影片在暑期档首日拿下1.37亿票房时，光线传媒股价应声上涨6%，市值单日膨胀15亿。

更隐秘的资本游戏藏在衍生品市场：当时《哪吒1》与52个品牌联名的200余款周边产品，在影片上映三个月内创造了超7亿销售额，这尚未计入主题密室逃脱、手游授权的长尾收益。

但这场盛宴背后是残酷的行业洗牌。

彩条屋签约的13家动画公司中，有5家因无法承受三年制作周期而破产重组。当我们在IMAX银幕前为哪吒的涅槃欢呼时，杭州某动画工作室里，28岁的原画师正在凌晨三点的日光灯下修改第47稿申公豹变身镜头——他的时薪折合人民币42元。

导演饺子在采访时曾说，第一部里，哪吒与身份的偏见对抗；第二部里，哪吒走向更大的世界后发现规则的不公，摆脱束缚后涅槃觉醒，并试图去改变这一切。

很多人在社交媒体上转发“哪吒”系列的经典台词，比如第一部里的“我命由我不由天”、第二部里的“若前方无路，我便踏出一条路！若天地不容，我便扭转这乾坤！”。

统计数据显示，这其中很多都是二三线城市25-35岁群体，他们正经历着职场天花板、房贷压力与育儿焦虑的三重挑战。当现实中的上升通道逐渐收窄，银幕上那个打破天劫咒的哪吒，便成了某种精神胜利法的具象化载体。

这种集体心理投射在宣发策略中被刻意放大。

比如第一部预告片中反复强调的“1700人团队五年心血”，与社交媒体上流传的“导演饺子弃医从动画”的励志故事，共同编织出“逆袭叙事”的双重文本。观众既为虚构角色的抗争落泪，也在潜意识中完成对自身困境的美化与救赎。

这种转变暗合着新自由主义语境下个体责任论的盛行——当结构性问题被转化为个人奋斗的缺失，反抗的对象就从体制转向了自我。

就连影片引发的民族主义狂欢也充满后现代悖论。

当观众为“国漫崛起”热泪盈眶时，往往选择性忽视第一部哪吒电影里，日本白组公司承担了40%特效制作的事实。这种混杂性提醒我们，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文化认同早已成为可以拆卸组装的乐高积木。

太乙真人的川普口音、结界兽的青铜器纹样、山河社稷图的泼墨山水，构成了东方美学的三重奏。但若细究便会发现，这种“中国性”实为全球化语境的产物：角色设计参考日本热血漫的夸张比例，叙事节奏对标好莱坞英雄之旅，甚至连哪吒的烟熏妆都带着蒂姆·伯顿式的哥特美学。

这种混杂性恰如学者霍米·巴巴所说的“第三空间”——在文化翻译的裂隙中，新的认同正在生长。

我们正处于一个易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模糊性的世界里，学者将此称之为“变局时代”。

那个在1979年版中自刎明志的悲情英雄，在2019年变成了高喊“我命由我不由天”，以及2025年“因为我们都太年轻，不知天高地厚”的励志偶像。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老动画师严定宪看完《哪吒》后，在日记本上写下：“他们用我们的遗产，造了座新的庙。”

这座新庙的香火钱，部分转化为了光线传媒与上美影的战略合作。当《天书奇谭》4K修复版借着哪吒东风重映时，观众在IMAX银幕前咀嚼的不仅是童年记忆，更是对动画美学断层的补偿性消费。

这种怀旧经济正在催生奇特的文化景观。

798艺术区的“中国动画百年展”中，万氏兄弟的手稿与《哪吒》动态分镜并列展出，传统水墨与3D建模在时空错位中达成和解。但策展人刻意淡化了两个时代的本质差异：前者是计划经济下的艺术实验，后者是风险投资驱动的文化商品。当我们在周边商店购买198元的水晶哪吒雕像时，购买的实则是被物化的时间。

而对未来的焦虑藏在每个票房纪录背后。

当文娱投资人在庆功宴上畅谈“封神宇宙”时，动画专业的毕业生正把简历投向游戏公司。中传动画学院教授发现，近三年毕业生从事本专业的比例从58%骤降至19%。这个用百亿票房浇筑的乌托邦，最终成了人才流失的反讽注脚。

结语：狂欢之后的冷思考

站在王府井万达影城的巨幅海报前，那个烟熏妆的哪吒仍在咧嘴大笑。他的背后是滚动播放的票房捷报：10亿、30亿、50亿...这些数字如同当代社会的赛博图腾，折射出一个民族在文化自信与资本焦虑间的摇摆身影。

当我们拆解这场狂欢的零件，会发现每个齿轮都印着时代的印记：被算法规训的创作、被流量异化的情怀、被民族主义裹挟的审美...或许真正的“魔丸”从来不在电影里，而在每个参与者的手机屏幕中——那里既有打破成见的豪情，也藏着自我麻醉的甜蜜毒药。

此时此刻，我们追溯哪吒形象的嬗变史——从佛教护法到革命符号，从悲情英雄到流量IP——看到的不仅是艺术表达的演进，更是一个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历险。那些在影院热泪盈眶的观众，在社交媒体刷屏的网民，在资本盛宴中狂欢的投机者，共同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心电图。

那个烟熏妆的叛逆少年仍在银幕上说出：“因为我们都太年轻，不知天高地厚。”而现实世界的我们，正在算法的牢笼与资本的漩涡中，寻找属于自己的乾坤圈与风火轮。这场集体狂欢终将散场，但文化自证的漫漫长路，或许才刚刚开始。

关于“中国企业这五年”

从2020年到2025年，中国企业走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五年。这五年间，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科技革命日新月异，市场竞争愈发激烈。

中国企业在这股洪流中，展现了前所未有的韧性和创新力。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企业积极应对，不断转型升级，寻求新的增长点。

同时，中国企业在技术创新、品牌建设、市场拓展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不仅在国内市场稳扎稳打，更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展现了中国企业的实力和风采。

当全球显示产业在2020年开启的“超级周期”中剧烈震荡时，很少有人能预见到这场“面板战争”最终会以怎样的剧本收场。

站在2025年的节点回望，TCL科技(000100.SZ)却用一组数据给出了答案：其显示面板业务市占率从2020年的全球第三跃升至如今的27.8%，在大尺寸LCD领域更是以34%的市场份额稳居全球第一。

“企业穿越周期的能力，本质是战略定力与战术敏捷的乘积。”

今年1月，当TCL科技以134亿元收购LG显示广州工厂的公告引发行业震动时，TCL创始人李东生在内部战略会上写下了这行公式，而这句话也揭示了这家中国显示巨头五年进化的底层逻辑。

从2019年重组剥离终端业务专注半导体显示，再到2024年形成“LCD守城、MiniLED突围，印刷OLED革命”的三级战略纵深，这场被称为“中国屏战争”的产业变革背后，折射的不仅是一家中国企业的突围路径、一场关于技术路线的抉择，更离不开李东生对战略节奏的精准把控。

可以说，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没有李东生一次又一次从顶层设计上“做对的事”，TCL科技或许也很难完成从“价格接受者”到“规则制定者”的蜕变。

早在20年前，李东生就在《鹰的重生》一文中写下：要么等死，要么经过一个十分痛苦的更新过程，完成蜕变。

20后，李东生依旧如此笃定。

毫不夸张地的说，中国屏的战争，也是李东生的战争。

2025开年，显示面板行业迎来了久违的好消息——面板行业常规淡季，价格却没有走低。

洛图科技数据显示，2025年1月，全球液晶电视面板全面涨价，32-55英寸上涨1美元，65-75英寸上涨2美元，85英寸上涨4美元；预计2月，液晶电视面板价格继续维持1月涨幅。

显示面板上市公司发布的2024年业绩预告，也从侧面提供了佐证。TCL科技旗下以TCL华星为主的显示面板业务，2024年净利润更是超60亿元。

对于长期关注TCL科技的人士来说，今天的结果并不意外。

回望五年前的2020年，显示产业呈现着诡异的双面镜像：

一面是疫情催生的“宅经济”带来需求井喷，全球TV面板出货量同比增长6.7%；另一面却是中国新增高世代线陆续投产引发的产能过剩隐忧。

当韩国三星、LGD宣布退出LCD市场时，这个被称作“夕阳产业”的领域正在上演着危险的囚徒困境。

此时的李东生逆向判断：“日韩退潮不是产业衰败，而是价值链条重构的前兆”，于是他提出了“产能即战略资源”的理念，并做出了一个出乎行业意料之外的决定：

逆向扩张。

2021年，TCL以10.8亿美元收购收购苏州三星项目，12万片月产能的8.5代线和350万套的月加工能力的模组工厂都被收入囊中。更重要的是，交易价格仅为该产线建设成本的三分之一。

这无疑是一笔非常划算的买卖。

与此同时，2023年，乐金显示（中国）有限公司（“LG显示广州工厂”）传出待售传闻，估价一万亿韩元（约50亿元）；此后，在多位“金主”的争相竞价下，TCL用134.15亿元的价格再次拿下这一工厂。

在行业下行周期里多次扩张，这当中暗含着他对行业周期精准预判：

当外资撤退、中小厂商出清时，正是整合产能、提升集中度的最佳窗口期。

李东生表示，“显示产业的本质不是制造业，而是资本密集+技术迭代的双周期叠加行业。”也正因为如此，当别人恐惧时也是TCL贪婪的时候。

回过头去看，TCL的这一做法踩准了自己的节奏。

从行业视角来说，这些并购将使LCD产能进一步向中国大陆厂商聚集。而对TCL科技自身而言，2024年前三季度，头部厂商京东方市场份额为25.9%；TCL华星市场份额为20.2%，排名位居第二。行业分析机构洛图科技预计，在吸纳LG显示广州工厂后，TCL华星市场份额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一。

行业集中度进一步的提升也带来了另一层好处，那就是可以通过面板寡头的号召，借助按需生产、控产提价策略带领行业走出无序扩张，最终走出底部周期。

在业内人士看来，“面板行业的周期性波动本质是供需错配的放大器，破局的关键在于建立动态产能调节机制。”

为此，TCL又联合京东方、维信诺等厂商成立“中国显示产业联盟”，通过动态调节稼动率、共享专利池、统一采购关键材料，将行业从“价格厮杀”拉回“理性竞合”轨道。

以玻璃基板为例，联盟成员通过集中采购，将12代线玻璃基板采购成本压低至每平方米120美元，较日韩企业低15%。

这种“抱团取暖”的策略，使得中国厂商在2023年行业寒冬中仍保持平均70%的产能利用率，而同期中国台湾地区厂商的产能利用率不足50%。

这样产业协作，实则暗含深意：通过建立“柔性产能联盟”，中国厂商首次实现对全球面板供应曲线的主动调控。更关键的是，TCL在显示行业的地位也开始一呼百应。

如果说产能博弈是显示战争的地面部队对决，那么2022年开始的技术军备竞赛则是一场决定未来的天空大战。

过去20多年，日韩面板厂商一直都是全球面板显示技术的引领者，在液晶面板LCD之后，三星、LG、索尼等又推出了更高端的OLED显示技术，试图再次引领全球面板行业。

而这也是为什么日韩面板厂商毫不犹豫退出LCD显示技术的根本原因。

从LCD到OLED的技术变革之路上，这意味着中国面板厂商如果只专注于LCD技术，那注定只能是再一次落后于人。

不过，OLED技术虽然优势明显，但也并非完美，就比如存在着成本高、寿命短、易烧屏等问题。

这让TCL看到了机会。

面对技术路线之争，李东生在2022年提出：

“技术领先并不等于市场领先，必须打通从实验室到消费端的成本临界点”。

这一定位促使TCL科技在全球消费电子市场遭遇十年最大跌幅时，发起一场“技术奇袭”：推出MiniLED技术。

彼时，OLED正以每年30%的增速吞噬高端市场，而MiniLED背光技术尚处于实验室阶段。但TCL显示研究院院长张鑫算过一笔战略账：“在显示技术代际交替的窗口期，谁能率先突破成本与性能的临界点，谁就能重构市场格局。”

实际上，自2017年起，TCL累计投入超80亿元研发Mini LED，自主开发出高精度固晶机、巨量转移检测设备，将Mini LED背光成本从每台500美元降至300美元。

这场豪赌最终在2023年迎来爆发点。

TCL华星通过独创的“AM+Local Dimming”架构，将MiniLED背光模组成本降低40%，良率提升至98%。当苹果在iPad Pro上采用MiniLED技术时，市场突然发现：TCL已在该领域积累5327项专利，其55英寸MiniLED电视全球市占率高达39%。

更具颠覆性的是技术路线的“降维打击”。

通过将MiniLED技术下放至中端产品线，TCL在2023年创造了“技术溢出效应”：其搭载MiniLED的智屏产品均价较传统LCD高出58%，但销量却同比增长212%。这种“高端技术中端化”的策略，不仅抵御了OLED的攻势，更开辟出200亿美元规模的新兴市场。

市场用数据回应了这场技术豪赌。

2024年，全球Mini LED电视出货量达1800万台，其中TCL以32%的份额居首，高端产品毛利率较传统LCD高出15个百分点。

当前，显示技术经历了从CRT到LCD，再到OLED、MiniLED，MicroLED阶段，一个行业共识是未来主流显示技术一定是MicroLED。而Mini LED是改进型的LCD技术，业内预计LCD产品的生命周期会因此延长10年-15年。

选择MiniLED源于李东生对“技术替代曲线”的独特理解，其在内部文件中强调：

“要在日韩企业的技术断层带建立根据地。”

事实上，TCL科技也一度逼迫最早押注OLED、一度放弃LCD的三星，不得不转头大力发展Mini LED电视，而以日韩面板厂商为主导的OLED大屏幕电视走进千家万户的前景变得更加遥遥无期。

某种意义上，TCL科技直接改变了大屏幕电视的技术演进路径：

在全球消费需求低迷的当下，TCL的这场奇袭也无意间也掀起了中国电视行业高端化、大屏化的换新浪潮。

站在新的产业周期起点，TCL科技在2024年的一记重拳揭开了下一个五年的战略图景：全球首条印刷OLED量产线投产。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LCD在大屏幕显示方面仍然是主流，而且通过Mini LED或其他新技术的加持，LCD的产品生命周期会更长，竞争力也会更强。”

虽然在李东生看来，OLED等新技术还远远未到取代LCD技术的拐点。不得不承认的是，作为新一代的显示技术，在MicroLED未真正普及前，OLED在中小尺寸领域仍存在着巨大的市场增量。

但客观而言，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从战略层面上看，李东生对OLED这一技术路线缺乏一定的重视。至少在公开场合，直到印刷OLED产线正式量产前，李东生也很少提及TCL关于对OLED技术的布局。

这一点从企业战略动作上也能看出来。

比如在2020年6月，TCL华星投资300亿日元获得了日本面板厂商JOLED约10%的股份，与其在印刷OLED技术上展开深度合作，随后几年TCL华星才进行印刷OLED领域的探索。

JOLED于2015年1月由松下控股和索尼集团的OLED业务合并后成立，首创了印刷式的OLED生产工艺，它能将发光材料像打印机一样进行涂布。在OLED生产方式上，印刷与蒸镀是两大主流技术路线。

可出人意料的是，这家公司最终在2023年3月走向破产，一度让外界质疑不仅TCL的前期所有投入都打了水漂，同时OLED印刷技术路线也将在竞争中败下阵来。

好在李东生没有放弃。TCL华星将JOLED工厂的产线引入国内，在武汉建设了全球首条印刷OLED产线。

李东生在近期一次媒体采访中解释道：

“传统OLED制造专利，已经被（国际）头部企业布局，在这个领域上的发展，中国企业会面临很大的专利限制。另一个因素，就是如果（印刷OLED技术）能走通的话，产品竞争力将比传统（蒸镀）技术更有竞争力，它能够更加节省材料、生产工艺更加简单、效率更高。”

根据TCL华星的透露，与传统蒸镀工艺相比，印刷技术可将OLED生产成本降低40%，材料利用率提升至90%。

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国厂商在与日韩的面板竞赛中，TCL科技试图以印刷工艺来“弯道超车”。

这也是中国企业首次在全球显示领域引领下一代显示技术。

尤为一提的是，李东生对于印刷OLED的产品布局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首先避开国内如京东方、维信诺等OLED巨头，第一枪开向了台湾面板厂商，如友达和群创。后两者曾在中小尺寸屏，尤其是在专显、笔电等领域有着一定的市场地位。一旦完成突破，又能及时将枪口转向更强大的竞争对手。

当被问及中国显示产业的未来时，李东生曾给出过一个意味深长的回答：“真正的战略耐心，是把资源投入到需要十年才能开花的领域。”

在他看来，TCL科技的终极目标不仅是成为面板制造商，更要成为下一代显示技术的定义者。

站在新的节点眺望，这场持续多年的“中国屏”战争，或许才刚刚进入最精彩的章节。

“过去的五年，我个人的感受就是开车突然开到一个高速公路隧道里面。”一月份的重庆飘着小雨，在重庆地标朝天门码头的莱佛士洲际酒店的活动会场，瓶子星球开始了自己的新年第一讲。

台下坐满了这几年瓶子星球集团的生意伙伴。会议开始后有一位客人晚到了，他还带着另一位没有被邀请的经销商朋友，但被门口的工作人员告知，现场已经没有位置了无法入场，“你看来都来了，还是让他进去吧。”他拜托工作人员“通融通融”。

他们应该都是来寻找“好消息”的。

关于这两年酒饮行业的低迷无需赘述。但陶石泉，这位已经在酒业摸爬滚打二十多年的创业者，正振臂一呼——他分享的主题是“新酒饮新世界，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不知道是巧合还是有意，岁末年初围绕这家公司的重磅新闻不断。甚至二十多天前，还有媒体报道出该公司的名字都从“江小白”改成了“瓶子星球”。

从会场传来的消息看，瓶子星球的同事们干得还不错，明显跑赢了大盘——2024年集团的业绩实现逆势增长，未经审计的营收有机增长16%以上，其中梅见+果立方的低度新酒饮业务增长30%。

这也是除开白酒业务之外，果立方、梅见、新魂烧酒等新酒饮品牌的首次集体同台亮相，外界开始留意到，这些眼下市场上热度颇高品牌的母公司都指向瓶子星球。

5年前，在经历了8年传奇式增长后，江小白似乎陷入了迷航状态，企业文化和创业精神开始被稀释，甚至战略上都出现了是做酱酒走高度路线还是走新酒饮创新战略的路线之争。

在经历五年艰难调整期后，随着梅见连续增长并进入规模化增长阶段，果立方实现翻倍以上增长等越来越多的信号出现：新酒饮五年战略被市场验证为一条正确的道路，企业的飞机起跑曲线正在被再度拉升。

一家公司穿越长达五年的隧道期，最终重新建立起正确的道路和信心。也是在这次经销商大会上，瓶子星球第一次向外界展示了未来发展的目标定位，成为中国最大的低度新酒饮集团。

中国酒业的困局单单是大环境使然吗？其实未必。

表面上看，是因为大基建时代的落幕。深层次上来说，是传统酒饮的模式已固化，甚至不匹配如今的市场。

在现场，陶石泉就分享了一个故事：过去几年，他身边有无数的人建议他去做酱酒，甚至有投资者对他说“只要你干酱酒我就给你投钱”。

酱酒热并非是消费者需要酱酒，而是因为此前酱酒一直在不断涨价，个别品牌甚至被赋予了投资属性、金融属性。

酒是消费品，但生产出来却不是喝的，大家都抢着来囤。这是反常识的。

五年前，瓶子星球开启第一轮“新酒饮”计划，成为“新酒饮”细分赛道的提出者和开创者。

几年摸索下来，旗下梅见、果立方、新魂烧酒等多个新酒饮产品都取得了成功。

事实上这不是偶然，背后的原因和陶石泉不做酱酒的原因如出一辙。

回归常识。用五年的时间回归常识，事实上，如果我们对照这几年陶石泉带领瓶子星球所走过的路，那些最后被市场验证的行为，无一不是因为“回归商业常识”：比如让产品回归消费属性，比如让经营者回归长期主义，比如让行业回归价值共赢。

瓶子星球一直想让产品回归商业常识——以用户思维去探索酒与个体生活之间的新关系，在场景中解决了消费者痛点，回答好“我为什么要选择喝你的酒”这个问题。

就比如梅见，作为佐餐酒，摸索出“吃香喝辣冰梅见”的佐餐搭配，在休闲餐饮、烟火餐厅等场景中，满足了年轻一代用户解辣、微醺、悦己的需求；在家宴宴饮的场景中，梅见还解决了过去老幼少无法一起举杯喝酒的痛点。

正如陶石泉所提到的，现如今，中国第一主流的场景已经不是商务宴请了，而是休闲餐饮、烟火餐厅。梅见之所以能够成为瓶子星球集团最亮眼的增长品牌，餐桌和家宴等主流场景是长期强劲增长的驱动力。

更关键的是，在今天年轻人对酒饮的口感、场景和方式有多元化的需求。他们追求新鲜、挑战刺激、享受微醺；更重要的是，在精神层面，他们饮酒的态度、目的与观念，正在朝着悦己、分享的方向转变。

无论是梅见，还是果立方，亦或是新魂烧酒，这些产品一改过去传统酒饮的“尊者文化”、葡萄酒的“精致主义”，让年轻人在喝酒这件事上，获得了自我定义权。

我们看到，顺着年轻人喝酒这条路径，瓶子星球还有很多场景等待挖掘和开发，当这些需求和场景被一个又一个的满足和突破后，规模化的增长，某种程度上是必然。

而这也是为什么瓶子星球要从江小白更名的原因——从小瓶酒延伸至广阔市场，“江小白”已无法涵盖集团的全部业务范围。

在前几年的新消大浪潮，一度涌现出大批的酒饮创新公司，但瓶子星球却是为数不多的周期穿越者。

为何偏偏是瓶子星球？两个关键词，一个是“产品主义”，另一个叫“长期主义”。

就拿梅见来说，梅见是业内极少数坚持手工采摘和筛选青梅的品牌。

对于供应链来说，手工就意味着额外增加大量作业环节。这种降低效率的做法，一开始不被很多人理解，甚至被果农当作“没事找事”。

但正是这一系列标准的提高，保证了青梅的成熟度和果实完整，从源头上为一杯好酒奠定了基础。

无独有偶。瓶子星球对产品主义的品质坚守还体现在标准的制定上。

陶石泉分享到，去年瓶子星球还申请了粮食花果酒的团标，为整个中国白酒的香型里增加了一个粮食花果香型酒：

粮食花果酒只用粮食、水果等天然原料为酿酒原料，传承清香白酒的传统工艺和特点的同时，又融入了国外威士忌、白兰地的酿造技术，实现酒体的一清三香。

也正是在此标准下，瓶子星球陆续推出了新魂烧酒、粮食花果酒35度葡萄香等创新产品。尤其是新魂烧酒，上市3个月在抖音旗舰店单月销售额破百万元。

“一流企业做标准，二流企业做品牌，三流企业做产品。”这深刻揭示了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层次与战略重心。

显然，在茅台、五粮液等名酒主导的世界里，瓶子星球尽管在体量上和“老名酒”还有很大距离，但在影响力和产品品质上，瓶子星球早已经补齐了短板——它要做的是“明日之星”。

目前，瓶子星球已搭建起江记酒庄、驴溪酒厂、江小白农场等生产基地，完成包括生态农业、生态酿酒、文化旅游等全产业链的布局，覆盖了从果酒到低度烧酒的不同类型。

在陶石泉看来，“新酒饮品质化，是所有的保障，也是第二阶段里最重要的一个。”

过去行业里一直存在对低度酒饮、品质低的误读，但瓶子星球正用长期主义重新树立起了“低度酒、高品质”的市场口碑。

坦率来说，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酒业的主要逻辑是 “To B和小B”，以致于连很多从业者都认为，做酒生意就是搞定经销商，让别人囤货，炒价格，就能把生意做好。

比如说，名优白酒企业对经销商有着比较大的话语权，可以向渠道压货，而经销商们也相信“酒越老越香，库存不会贬值”的理念，于是造成了今天白酒行业最大的困局——高库存与低消耗并存。

但现在，中国白酒市场正在进入一个去库存和缩量的阶段，增长逻辑也迎来调整。

换句话说，过去的打法已经不灵了。

反观瓶子星球正在提供一种新的可能。

据会场传出的消息，公司去年的低度新酒饮业务增长三成，旗下的梅见、果立方、新魂烧酒等品牌，都实现了逆势增长。

除了在品质化和场景化的基础上，从小众走向主流，实现了主流用户、主流渠道、主流市场的全链路优势外。另一层更重要的原因是让行业回归到商业常识——与新酒饮生态实现价值共赢。

还是以梅见为例，如果你长期观察梅见，就会发现梅见在“玩”一个新东西：和餐饮去深度绑定。

这个餐饮合作，不是过去酒企所理解的，通过经销商渠道、返利促销等方式，把酒摆到饭店的酒柜上，写到点菜单里。梅见的方式是和饭店、厨师一起共同开发，研究如何把菜肴和青梅酒进行合理搭配，让消费者“耳目一新”。

这种看上去是在帮餐饮解决问题的方式，反过来促进了梅见在线下渠道的竞争力。

这样的尝试，我们能看到，无论是梅见，还是餐饮店，经销商，甚至瓶子星球，都能在其中实现合作、共创和共赢。

事实上，这也是陶石泉宣布四个宣言：“向行业共创、渠道共创、人才共创、社会共创”的根本原因——新酒饮的“新”并不只在于新产品，同时还是一种“新打法”，是一种回归到商业底层逻辑的市场竞争策略。

诚然，时间永远在向前推进。只要有新的变量出现，就会有新的机会。当下酒行业，想做年轻人生意的不止陶石泉，巨头也来分蛋糕，这是生意的常态。

“上个月去丽江的玉龙雪山，半天的时间，共摔了16跤，摔倒了又爬起来，摔倒了又爬起来，摔倒了爬起来再出发。”陶石泉播放了一段几分钟的视频，记录了自己在玉龙雪山骑摩托车的场景。

“摔了16次以后，我到达了玉龙雪山，那个白色的湖泊，非常美，还能看得到上面的雪山。”

让陶石泉震撼的景色又是怎么来的？“少有人走的路，才能看见更美丽的风景。”陶石泉说。

对于瓶子星球而言，新酒饮的第二阶段未必会一帆风顺，但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们在瓶子星球的身上看到的不仅是方法论，更多还是一种企业韧性，穿越迷雾回归常识。

这种状态恰恰是当下中国酒饮市场最稀缺的。

上个月，江苏和浙江迎来了一批特别的考察团。团队的成员来自漫天飘雪的吉林，到江浙的目的却是考察冰雪经济。

调研很好理解。根据国家体育总局最新发布的《中国冰雪产业发展研究报告（2024）》，刚过去的2024年，冰雪产业的规模已经来到了9700亿，2025年将突破万亿大关。吉林派出考察团，显然是为了抢抓冰雪经济的风口。

但问题是，为什么去江浙调研？

这个问题背后，涉及到了一项顶层对南北经济发展的关键布局，甚至暗含了民生消费将在经济大盘中扮演更重要角色的隐秘信息。

在回答吉林为什么前往江浙调研冰雪经济之前，我们不妨先站在顶层规划的视角上看看，为什么要发展冰雪经济。

11月6日，国务院发布了一份名为《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以冰雪运动高质量发展激发冰雪经济活力的若干意见》（后称《意见》）的重要文件。

这份文件提纲挈领地设定了两个冰雪经济的重要时间节点。

一是2027年，基本完善场地和服务，提升冰雪运动的民间参与度，增强我们在国际冰雪项目比赛上的竞争力。

二是2030年，要求冰雪经济在扩大就业、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凸显出重大作用，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增长点。

很显然，提高就业和扩大内需，是发展冰雪经济的核心目标。但问题是，轻飘飘的雪，凭什么承担起这两项重要使命？

答案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

一是符合消费趋势的大方向。近年来，年轻人对旅游的期待，渐渐从“到此一游”转向更丰富的体验和更深度的参与感。因此，滑雪成为了他们的新宠。

财经无忌采访近年接触并爱上滑雪这项运动的年轻朋友时发现，“成就感”是绕不过去的一个关键词。

郑芸是在2022年在法国留学时，第一次接触到了滑雪这项运动。经过两个雪季的“磨练”，已经能挑战一些具有难度的雪道。介绍起自己为什么会爱上这项运动，郑芸说，从一开始的磕磕绊绊不敢滑，到能控制好平衡，再到做出一些稍微有点难度的动作，每一次都能体会到进步带来的成就感。“这种感觉很让人上瘾。”

基于和郑芸相同理由爱上滑雪的年轻人不在少数。根据国际体育总局2022年公布的数据，参与冰雪运动的居民中，占比最高的是热爱挑战的年轻人。18到30岁年龄段占比达到了37.27%。

二是冰雪经济对当地文娱产业具有带动作用。

和马拉松、骑行等体育活动一样，冰雪运动也展现出了带动消费的能力。仅从财经无忌朋友圈里就能看到，前往雪场滑雪的人里，基本都产生了食宿、娱乐等开销。

三则是看重冰雪经济的发展前景。

如前文所说，2024年冰雪经济产业已经达到了9700亿，将在2025年突破万亿大关。与之相比，据今年冬天刚发布的《大众冰雪消费市场研究报告》显示，参与人次仅有2.64亿，全国居民参与率处于18.68%的低位。

对照2015年到2024年期间，冰雪产业的规模从2700增长至9700亿，可见随着全民参与率的提高，万亿也不过是冰雪经济的起点。

站在全国一盘棋的视角上，具备符合趋势、带动性强、前景广阔三大优势的冰雪经济，毫无疑问具备成为拉动经济增长新引擎的潜力。

但具体到地方，它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我们不妨先看两张图。

这张是国家气象科学数据中心的全国气温图。

而这张，则是能一定程度上，反映全国各区域经济发展情况的“中国城市夜间灯光分布图”。

两张图对照能看到，低温区域和偏暗的区域，具有很大程度的重合。换而言之，在过往的经济、产业模式中，寒冷的地区相对缺乏优势。也正是因此，冰雪经济在平衡南北、东西经济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翻阅《意见》，能在第三部分“完善冰雪经济产业链”中找到“促进冰雪经济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关阐述，其中掷地有声地提出，要把内蒙古、黑吉辽、新疆，打造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北方冰雪经济引领区。

毫无疑问，这段话给过去憋着一口气的西、北省份注射了一阵强心剂，迎着风雪就打出了一套政策、产业、项目、营销组合拳。

以开头提到的吉林为例。

早在2023年10月发布的《吉林省旅游万亿级产业攻坚行动方案（2023-205年）》中，吉林就已经将冰雪经济列入了“重点行动”的第一项。而在此后的实践中，吉林也从未终止过对自身短板的反思。

例如，吉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内刊《决策参考》，9月30日刊载的研究文章《全面提升吉林省冰雪经济价值的研究》中就提到，吉林冰雪经济主要存在冰雪产业内外融合水平有待提高、冰雪品牌影响有待提升、冰雪产业附加值较低等短板弱项。

这也是吉林派遣多只考察团前往江浙的原因。虽然缺乏天然的冰雪资源，但长三角通过建造雪场等方式，已经实现了“四季滑雪”，并带动了一批冰雪装备、度假区的崛起。能看到，吉林考察团的目的地，正是这些室内滑雪场、国际度假区、滑雪装备厂。

虽然天上飘下来的雪是凉飕飕的，但这些踩中风口的省份，肉眼可见已经“燃”起来了，卯足了劲要把冰天雪地，也变成金山银山。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除了经济上考量之外，冰雪经济还扮演了文化输出的角色。在推动东北地区发展冰雪经济的政策中，还包含了一条“支持将哈尔滨的72小时过境免签政策，调整到144小时。”

很显然，这是打算让外国朋友也领略一下“冰雪大世界”的震撼。

结合国家和地方，我们基本可以勾勒出冰雪经济的轮廓，一个涉及多个领域、市场前景广阔，承担带动就业和拉动内需两项重要使命，并有利于调和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的国家级产业。

但话说回来，在这些宏观战略背后，它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又会产生什么影响？某种程度上，它反映了我们未来的生活方式将如何转变。

扩大就业是发展冰雪经济的两大主要目标之一。新华社2023年的一篇报道里，为我们还原了这四个字背后的场景。

新疆乌鲁木齐南郊，是国内冰雪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连绵不断的雪山一方面带来了美不胜收的视觉盛宴，但另一方面，过去也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以往，大多数居民只能猫在家过冬，无法开展正常的生产活动。

但随着当地建成多座滑雪场，国家级滑雪旅游度假区拔地而起，周边居民的生活改变了，从“猫冬”，变成了“冬忙”。

比如37岁的朱木朱马，他负责的是丝绸之路国际度假区造雪设备的调试，夏天参与文旅演出，冬天就来雪场上班。

还有20岁的艾赛木汉。他当年还是一名学生，因为家住在度假区附近的托里乡，于是寒假来雪场兼职。照片里他正在帮顾客寻找尺码合适的雪鞋。

有数据显示，仅建造一座滑雪场，就能带动超过3000人就业，再加上背后涉及到的装备厂、滑雪教练培训，甚至医疗带动的岗位，更是数以万计。

有趣的是，不要以为只有在北方才能因为冰雪经济而获得一份工作。据美团《2024年中国冰雪旅游消费数据报告》显示，2023年下半年雪季，深圳成为了冰雪旅游热门城市的第七名。

而且就在今年10月，深圳还将开业全球规模最大、纬度最低的室内雪场——越是南方，就越渴望雪，造起雪场来就越起劲。

除了雪场直接带动的就业，餐饮、酒旅、休闲娱乐等业态的经营者，也都能从中获益。

同样是前面提到过的美团报告：2023年下半年冰雪季，全国异地游客在餐饮、酒店、民宿、休闲娱乐、即时零售等业态上的消费规模，分别同比增长76.4%、146.8%、196.5%、356.6%和65.7%。

另外，室内滑雪场还涉及到保温，需要更优秀的建筑设计和材料。冰雪项目运动员进行训练，也得用上AI、自动控制这些技术。哪怕看起来八杆子打不着的媒体平台，也能从赛事转播中分一杯羹。

依托冰天雪地产生的冰雪经济，给无数人带去了收益，但这不是它最值得关注的地方，对于更多人，它的兴起，实际上反映了经济发展理念的转变。

纵观整条冰雪经济产业链，有科技创新，有文化传播，但摆在核心位置的只有两个字——消费。

过去，很多人不说把消费看作一件坏事，至少也有一些刻板印象。但冰雪经济证明，“消费也是生产力”，对中国发展大有裨益。

实际上，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略有不足。2023年国内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只有42.6%，和全球的平均水平（56.5%）相差了13.9个百分点，和美国（68%）相差了25.4个百分点。

虽然国情并不相同，但摆在眼前的现实是，中国已经成为了全球制造能力最强的国家了，接下来想要在经济上取得更长足的发展，就必须补上消费这一课，形成供需两端的平衡，这样才能建成国内大循环。

财经作家秦朔最近就写了一篇文章，说他有预感，中国很可能会真正开启从投资拉动向消费驱动、从GDP驱动到民生复制驱动的经济与社会转型。具体来说，就是“从补贴生产者、国外消费者，逐步专项惠民生、补国内消费者。”

将秦朔的言论和冰雪经济放在一起观察，确实两者是相互印证的。以前外贸拉动经济的时候，我们更关注国外的消费者想买什么。但今天，国内消费者喜欢什么了，正在渐渐成为企业思考的核心问题。

当然，摆脱几十年的巨大惯性实现转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有该来的挑战，最后也都会到来，对国家以及其中的每一个群体进行考验。但不必害怕，就像“冰天雪地”也能成为“金山银山”，中国经济也一定会迎来更美好的春天。

中国产业展望2025系列

第一篇：新能源车的2025，风往哪里吹

第二篇：零售业的2025，不相信神话

“2024年对于整个厨卫行业来说是跌宕起伏的一年，这一年里我们感受到了行业寒冬的艰难，也体会到了政策带来的如火热情。”

在去年末“第六届中国厨卫产业创新发展峰会”上，中国五金制品协会理事长张东立概述了2024年厨电行业现状，并提到其中最大的变量就是“国补”。

从宏观上看，在以旧换新政策的推动下，2024年消费市场确实回暖了，这也给2025年全行业传递了信心。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1-11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442723亿元，同比增长3.5%。其中，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零售总额达9189亿元，同比增长9.6%，已超过2023年全年水平。

假如以存量市场为起点往后看，过去三十年，积累了大量的厨电产品需要换新，这也就意味着未来市场容量是缓慢放大的，而国补就是敲门砖。

不过，在消费遇冷的大背景下，巨量的存量市场不可能在一夜激活。对整个厨电行业来说，这注定是一场艰难的马拉松。

围绕着厨房这块方寸之地的战争已经打响，2025年的厨电竞争可能远比想象中的还要激烈。

中国厨电行业来到了新一轮拐点。用户正在从过去很多厂商口中的“上帝”，变成了很多厂商心中的“上帝”。

过去几年，伴随着地产红利井喷，厨电行业也进入增量时代。彼时厨电行业用户群体主要集中于装修用户，购买动机、渠道都相对单一。现在，随着地产行业下行，行业也进入到了存量时代，非装修用户开始占据主导地位。

市场的抢夺，本质上是对用户需求的洞察。因此，中国厨电行业正在掀起一场“回归用户”的大变革。

而在用户时代，厨房里的所有产品都值得被重做一遍。冰箱品类就是其一。

冰箱早已不再只是一个保鲜、存储食物的容器，用户对于冰箱外观设计所带来的情绪价值也开始有了新的认识和期待，他们期望冰箱在不断提升内在保鲜性能的同时，其外在颜值也能融入家居空间，满足他们对空间品位的极致追求。

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居民平均每百户年末电冰箱（柜）拥有量已达103.4台，标志着冰箱行业已从增量市场正式迈入存量市场阶段，更新换代的需求和潜力巨大。

这也是为什么，在专业冰箱企业、大家电企业，以及互联网企业之外，厨电企业仍将冰箱作为厨电业务之外的一个重要增长点。

去年，方太发布一款全嵌冰箱，折扣售价约2.3万元。在方太看来，冰箱是一个（份额）高度集中的行业，这种特性可能导致行业缺乏创新动力，留下很多痛点待解决。

方太5年前开始研发，两年前推出第一代产品，此次高端全嵌冰箱是第二代产品，其一大卖点，在于第四代氮气保鲜技术，解决食材“存不好”等问题。

一般而言，嵌入冰箱式比普通冰箱贵，价格在数千元到万元不等。方太这款冰箱售价已经直逼西门子、三星、东芝等海外高端品牌。方太的目的是延续其高端厨电的定位，所以对这一新品也寄予厚望——在方太官网，全嵌冰箱居于C位，油烟机、灶具、洗碗机只能在一旁陪衬。

无独有偶。老板电器也做起了冰箱的生意，并且时间更早，是专业厨电第一家造冰箱的企业。

老板电器的冰箱品类一开始主打“冷烹饪科技”，强调在“控温、加湿、除菌除异味”等技术上的突破。去年，老板电器也推出了超薄平嵌冰箱，在冷烹饪科技之外，又增加了超薄机身和超大容量。

老板电器产品总经理崔波表示，“2024年全年，全行业的冰箱销量实现了8%的增长，而老板电器的冰箱销量则实现了高达120%的增长。”

在厨房冰箱这一品类里，方太、老板电器此类跨界玩家试图在冰箱行业淘汰和优化中分一杯羹。但从长远来看，无论是核心科技还是品牌认知上，冰箱里的强势品牌如海尔、美的、容声、西门子等并不会轻易的把蛋糕分出去。

走在线下卖场，你能清楚的看到，包括海尔智家旗下高端厨电品牌卡萨帝、COLMO、容声等在内的多个家电品牌也都单独设置了“嵌入式冰箱专区”。卡萨帝品牌的销售人员提到，卡萨帝在2024年推出的多款冰箱新品也均采用了嵌入式设计。

显然，在冰箱这个品类上，因为方太和老板电器的加入，行业更热闹了，但竞争也会更加激烈。

冰箱之所以能够成为厨房重要战场的另一场原因是，冰箱既是美食与烹饪的起点，也是厨房与健康的终点，更是全场景厨电的“关键一环”。

对于厨房，新一代年轻用户所关心的问题已经发生转变：从最初“研究怎样做好一道菜”，变成了去探索“更安全便利、更温馨暖意的厨居场景”。

消费者对厨电的需求正从“刚需”，转向了个性化，延伸出“性能要强”、“品质要精”、“颜值要高”的新需求，即从厨电的产业属性向厨房的生活体验升维。

这也是为什么明明冰箱这一赛道已经处于寡头竞争，但方太、老板电器仍不遗余力挤进去。

因为对方太来说，厨房有三个场景：烹饪排烟、清洗、保鲜冷储。前两个场景，方太都有相应的产品和品类。做冰箱的初衷，就是为了补上第三个场景；

而对老板电器来说，过去，一直致力于通过吸油烟机、灶具、蒸烤一体机来解决热烹饪难题，推出冰箱的也是为了补足烹饪前环节的食材储存和冷烹饪需求，进而解决烹饪全链路的难题。

无论是全场景，还是全链路，很明显的可以能看到他们对行业趋势的判断——用户时代，是时候重新审视自己的战略了。

实际上，在2023年，高端厨电三强“方老华”都不约而同地的改变了自身的品牌定位：方太给自己的定位是“高端全场景厨电”提供商，老板电器则定位为“烹饪全链路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华帝则基于“时尚科学厨电”的定位，提出“净洁厨房”的概念。

这也直接反应在了产品研发上——方太以打造高端全场景厨房为核心，在外观和一体化设计方面下足功夫。老板电器主打AI数字厨房，强调智能、方便。华帝则围绕“好用、好看、好清洁”构建一个“净洁厨房体系”。

近几年，厨电行业越来越呈现出K型分化的特征，即从“全力攻上”到“上守下攻”转变。K型的上端，需求有限但含金量高，K型的下端需求大但异常之卷。

以K型的下端为例，尽管有“以旧换新”政策红利，但大部分企业过得都不如意。2024年前三季度，火星人、亿田智能等企业的业绩均深陷负增长泥潭。

换而言之，伴随行业内卷、竞争愈加充分，中低端市场竞争激烈空前，具备更强穿越周期属性的高端市场，是企业获取更高溢价和利润的更佳选择。

而一站式的场景体验更易被高端市场接受。于是，从厨电到全场景厨电解决方案，成为了企业竞相角逐的赛点。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条探索方向上，不止有专业的厨电品牌，还有新晋品牌，更有传统综合性家电品牌。尤其是在打造场景方案解决上，传统家电巨头因为起得早，也走的更远。

以海尔为例，早在多年前就已经开启场景的组织变革，近年来不断向厨房场景延伸。

不久前，卡萨帝厨电推出了“全嵌智慧厨房”理念，这是一个专门围绕厨房打造的一个全嵌+智慧的落地场景。

在这个场景里，卡萨帝迎合了用户更高端、更智能、更一体化的诉求，不仅将油烟机、燃气灶、蒸烤箱等厨电做到了全部嵌入，实现了颜值和空间利用的完美融合。同时，还解决了变薄之后性能不足的痛点，给行业带来了不小的震撼。

尤为一提的是，海尔这几年相继推出的厨电产品，连年破千万台，稳坐全球厨电第一阵营。在刚过去的2024年，海尔厨电国内市场零售增长20%。

如今厨房的战争，从来都不是某一款产品的单打独斗，而是一整套厨房场景方案的同台竞技。随着更多企业走向高端化、套系化、一体化，不同领域品牌互相“偷家”的局面将更为普遍。

设计大师原研哉曾说：“家的进化虽然包括舒适度、安全性的提高，但归根结底体现的是人类对新生活方式的欲望，让人意识到原来可以这样生活。”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企业在厨房这个场景中提供的多是“标准化”产品，最多是提升产品硬实力，横向拓展产品品类，去解决烹饪效率的问题，也就是满足用户“懒”的需求。

但在今天，提高效率只是用户众多需求中的一部分。用户真正想要还有另一个层面的东西：情感价值。

前几年，厨房小家电的表现可谓“大开大合”。在连续三年“宅经济”环绕的背景之下，实现“拔苗助长”式增长。但在经济复苏的2023年，厨房小家电却迎来拐点，步入下滑通道。

本质上还是因为厨房小家电市场产品虽然选择越来越多，但已经很难戳中消费者的心了。

尤其是到了AI时代，在整体厨房场景解决方案的主流背景下，小家电不会因为AI而出现智能化，反而厨房大家电却有可能因为AI在智能化上如虎添翼，对用户产生更大的吸引力。

这也是为什么，这几年，各大厨电品牌如老板电器和方太等都在积极拥抱AI，在面对厨电AI化都有着不尽相同的布局和策略。

去年6月，老板电器推出了专注于烹饪领域的AI大模型——食神大模型。这个大模型是基于45年深耕烹饪领域沉淀的海量烹饪数据进行训练，不仅能够用户对个性化菜谱的需求，回答烹饪领域的各种问题，甚至还能调动所有烹饪设备。

简单来说，对于厨房老手，食神大模型是知识全面的烹饪助手，对厨房小白，在备菜后就能完全让AI直接接管烹饪的全过程。

方太则侧重于兼顾健康管理的需求，推出了全球首个AI健康烹饪系统——Healthy CookingGPT。通过千万级的膳食健康知识图谱和AI算法支持，它能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的健康饮食建议。同时因为还配备了智动烹饪系统+AI智慧眼，搭配算法，在选定菜谱和导入食材和材料后，也能“自主烹饪”。

而与老板电器、方太不同，海尔、美的虽然没有虽然没有推出类似的大模型产品，但在过去十年间，双方不断通过新的科技与人工智能，突破人们的思维限制，将“不可能变为可能”。

还是以海尔为例，2020年，海尔创立了全屋智能场景品牌“三翼鸟”，通过这一品牌海尔让家庭为代表的主要场景实现家用电器的连接，并通过语音交互等方式进行交互。

以厨房场景为例，用户运动的数据会实时同步至冰箱，该电器会为其提供最适宜的菜谱；同时，烤箱、蒸箱、灶具、烟机等电器也会根据菜谱精确控制时间，保证食材的可口和营养。

同样的。2022年，美的发布了“美的智慧家”全屋智能解决方案。据美的介绍，美的智慧厨房可进行主动烹饪管理和厨房环境管理，围绕美居APP进行提供个人菜谱定制、一键下单烹饪等功能。

从趋势上来看，智能化必然是未来整个行业产品创新的方向，因为足以改变消费者的使用体验，帮助用户带来更好的体验时，还解决大问题。

可惜的是，并非所有的企业都意识到这一点。包括万和、万家乐、火星人等知名厨电厂商，在厨电AI化和智能化上的时间和节奏上，相对保守和缓慢，机会很有可能在不经意间失去。

2024年，无论是行业会议还是企业内部会议上，产业界都已经形成共识：

2025年的厨电市场，渐趋饱和、厨电同质化竞争激烈，企业如果在顶层战略思维上还没有完成从产品时代、渠道时代、营销时代向用户时代的跨越，恐将在这轮大洗牌里遭到大浪淘沙。

每到冬季，羽绒服行业都会迎来了销售旺季，但今年的羽绒服市场却因“低价”出了圈。

在直播平台，99元、159元的低价羽绒服一晚卖出上万件。当追求极致性价比的消费者还在低价中徘徊时，有些羽绒品牌却越卖越贵了。

几个月前的天猫双十一数据显示，千元以上的羽绒服成交同比前一年增长了30%，中高端品牌在双11期间迎来集体爆发，其中就有一个曾经名不见经传的小品牌——高梵，成交直接破亿，成为了一匹黑马。

高梵不算是羽绒服行业的新兵。

这家在2004年就成立的品牌，在羽绒服行业已经浮浮沉沉了20余年，战略也几经调整。起初定位高端，之后大规模进军大众市场，到2020年又重回高端市场，瞄准了千元鹅绒羽绒服市场的空白，开启二次转型，主打“黑金鹅绒服”。

效果也很明显，3年间，高梵客单价提升6倍，利润增长10倍，已经站上了2000元以上高端鹅绒服第一的位置。

表面上看，“抛弃穷人”后，高梵赢麻了。但更深层次上看，北面户外风、加拿大鹅极寒风、Moncler黑金风已经率先教育了羽绒服的高端市场，高梵到底靠什么冲击高端市场，它的“赢”会不会是昙花一现？

这背后，注定是一场不好打的品牌升维战。

一个共识是，在当前经济形势下，消费市场的走向正在呈现出哑铃状分化，即面向富裕阶层和大众市场的品牌呈现稳定增长，处于中间收入阶层的新中产们却逐渐捂紧钱包。

也正因如此，在理性驱动消费决策的年代， 那些靠着贩卖LOGO来吸引中产的腰部奢侈品牌更容易受到冲击。

比如，开云集团创始人François Pinault就因为Gucci销量的下跌，不再位列全球最富有的100人之列；昔日风衣巨头Burberry，也因业绩不佳而股价腰斩。

实际上，在消费降级愈演愈烈的当下，中产消费也正在随之发生变化：

一方面是炫耀性消费时代的终结，以Loro Piana和ZEGNA这些细分领域的头部品牌掀起的静奢风为例，过往以单纯贩卖LOGO的品牌生意失灵，消费者已经从“奢侈”感到“奢耻”；

另一方面，理性消费时代，品牌的产品要比过去更能够经得起审视。毕竟从性价比到质价比的转变背后，就代表着当下这群消费者不会再被一个LOGO糊弄。

比起品牌，他们更看重产品本身。这也是为什么那些与低价完全不沾边的品牌突然一夜之间就被“抠门”的中产笑纳了，其根本原因在于，它们本质上做的仍然是“大牌平替”的生意。

此逻辑下再看高梵——和国际大牌类似的极简款式，主打材料升级带来的高舒适度或高性能，价格却只有大牌的几分之一。

2020年开始转型的高梵则主打中高端羽绒服，并且靠鹅绒填充和黑色外观在消费者面前建了一波心智。其一款充绒量300多克、填充料为95%鹅绒的羽绒服定价为3720元，目前在天猫官旗店的售价为2980元。

但按鹅绒原料行情推算，这款产品的生产成本可能在900元左右，它把加价率控制在3倍左右。

为何是3倍？这并非是一个随便的数字。

无论是三只小山羊，还是CHICJOC和高梵，相对于它们对标的中高端、甚至国际品牌，从成本到售价这些品牌都不约而同地把加价率控制在2-3倍左右。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与其说是冲击高端，倒不如说是对标品牌的一种平替。它们抓住了大牌平替的市场缝隙，“当市场上还没人做时它们先做了，自然就有增长”。

由于定位高端、价格却相对亲民，高梵黑金鹅绒服系列一上市就打开销量。

2022年，高梵也享受到奢牌“配货”般的待遇。当年10月，高梵发布消息称，由于供应紧张，“决定自10月20日起，对黑金鹅绒服实行配额制销售，中国地区供应量将下调30%，海外地区供应量将下调40%。各渠道及经销商配额售完即止……”

无论如何，平替的做法短期来看确实是有效的。

2023年，高梵在抖音单渠道GMV接近17亿元；2023年11月，高梵在北京SKP开设限时店，第一天销售额即达十多万元；在随后吴昆明与杨幂的带货直播中，高梵当晚即实现2000万元的销售额。

为何高梵们严格控制了加价率？本质上还是因为高端品牌力的不足。

高梵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从2023年年底以来，高梵不断活跃于高奢交流场合：参加米兰、巴黎时装周、发布高定鹅绒服、在顶奢百货莎玛丽丹开设限时精品店、入驻奢品买手店睿锦尚品……不惜花费重金来讲述一个“20年磨一剑”的高奢羽绒梦。

比如在造词这件事，高梵的产品线分为黑金、黑珍珠和皇室高定；又譬如，高梵称自己选用的鹅绒是“飞天鹅绒”，其黑色羽绒服之黑，被吴昆明称为是一种“五彩斑斓的黑”。

与此同时，营销方面，高梵和其他在抖音做出来的品牌差不多，都很注重推流、营销，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喜欢合作的明星、达人都比较高大上，外形条件好。”张柏芝、梅耶·马斯克（马斯克的妈妈），甚至英国王室成员都曾为高梵站台。而这些也是高梵打造“奢品”形象的一环。

去年11月6日，高梵官宣杨幂为全球品牌代言人。你或多或少都看到过，顶流女星杨幂身着高梵黑金鹅绒服，出现在电梯广告上。

从皇家贵族到富豪顶流，在塑造高端品牌形象的行动上，高梵始终不遗余力。

但时至今日，高梵仍未拥有独立实体门店，仅进驻部分商城集合店。缺少关键线下环节的布局，这似乎也让高梵离真正实现品牌化、高端化又隔了一段距离。

更重要的是，高梵把杨幂签成了新代言人——要知道杨幂曾是波司登转型后的代言人之一。

从邀请国际知名设计师到参加国际时装周，再到赞助极地科考......可以说，高梵一直扮演着波司登“跟随者”的角色。

2018年前后，波司登借力高端化完成企业转型，营收、利润快速增长，成为消费领域的经典成功案例。想保持增长，就要把高端化进行到底——这不仅是波司登的布局，也是机构的关注重点。

海通国际在一份研究报告中以《从复盘Moncler和Canada Goose（加拿大鹅）看企业四季化转型的驱动力》为题，阐述了高端羽绒服品牌之所以能保持强劲的盈利能力，正是因为精准定位高端消费人群、直营渠道占比提升和产品品类拓宽。

而波司登近六年在海内外头部服装品牌中，市场表现居于首位，正是契合了上述方向的改革和拓展。

反观高梵20年发展史，经历过多次失败不止一次All in转型，在平价和高端之间反复横跳，并且还放弃实体，全面转型线上电商模式，以互联网思维做服装公司，似乎总是缺少些洞悉未来的长远战略视野和定力。

换句话说，高梵摸着波司登这块石头，也未必能过河。因为对品牌而言，高端化从来都不是一场闪电战，而是海陆空协同的持久战。

高梵之所以能够加入了高端羽绒服的逐梦队列，背后是高梵创始人吴昆明，在一家咨询公司的启发下，无意间发现了千元鹅绒羽绒服市场的空白，于是才开启的二次转型。

经过数次迭代和验证，高梵最终在2021年锁定了一个新名词“黑金鹅绒服”，以高科技、高价值为核心支撑和外宣口径，从此开启自己的“开挂”人生。

尽管已经有了一定战绩，但高梵的高端，很多消费者并不买单。

争议最大的莫过于产品本身。据尚普咨询公司数据，高梵全球羽绒服(鹅绒服）行业发明专利数量第一，其面料的抗菌、抗撕破、抗静电、轻暖等性能拿下四个WRCA世界纪录。

但自诩“鹅绒服奢研家”的高梵，在市面上接连陷入质量问题的争议中。与行业高端品牌Moncler（蒙可睐/蒙口）、加拿大鹅等相比，高梵羽绒服评价波动较大，趋向两极分化。

在黑猫投诉平台上，有超过500条关于“高梵”的投诉，主要集中于其外壳面料薄、易刮破、内里跑绒、起球等问题。同时期，在该投诉平台上关于Moncler等大牌的投诉，主要集中于商家售货真伪的问题。

另一方面，尽管高梵一再强调鸭绒与鹅绒的区别，以突出品牌“鹅绒服”领导者的优势。但实际上，鸭绒与鹅绒对羽绒服保暖效果的提升并不明显。

据业内人士表示，羽绒是否更保暖取决于其是否能够更多含有空气，以达到隔热保温效果。从鸭绒与鹅绒细小绒丝形成静止空气的能力来看，并无明显差别。

这意味着，曾经Moncler、加拿大鹅已经验证了高端羽绒服的市场，证明了高端路线对品牌建设的助力。而中国品牌想要站稳高端，最终仍要拿出硬实力和加分项。

中国服装协会相关数据显示，作为全球最大的羽绒服消费市场之一，中国羽绒服市场快速增长，市场规模从2017年的不足千亿元，到2023年已接近2000亿元，同比增长15.81%，预计2025年我国羽绒服市场规模会达到2500亿元。

市场在增长，玩家也在增多。尤其在金字塔尖的国际高端品牌，近年来也在纷纷加码布局中国，赛道也日渐拥挤，竞争也愈发激烈。加拿大鹅官网显示，其在全球共有80家门店，其中31家在中国。

对高梵来说，其高端之路，既要解决品牌护城河，同时也要考虑高端定位能否长期维持的问题。

比如在“护城河”上，兴盛于新电商渠道的高梵压力不小。“很多行业是没有秘密的，某个品牌出个爆款，不出一个月其他品牌、MCN机构等就出差不多的品了。”业内人士说道。

与此同时，高端形象能不能立得住，而且是长久立得住，也是高梵需要警惕的一个点。

比如从产品上看，高梵大多只围绕保暖这个功能点去做叠加，但大家都清楚，很多平价的羽绒服产品早已经解决了保暖的问题，市场中大多数的羽绒服价格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一功能本身。

吴昆明一心要做奢侈品，要仿着LV和爱马仕做品牌，高呼自己不做Moncler平替，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把Moncler的特点学了个遍。

无论如何，高梵都需要懂得一个道理——并不是你把产品做得多么高端，你就是高端品牌了。从这个角度讲，高梵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对于零售这门古老的生意，中国企业界的态度正分裂成两股阵营。

一类是乐观派，比如名创优品创始人叶国富。

2021年4月，他在胖东来吃了一次午饭，发现这里的包子很好吃，“比五星酒店还好吃”。当时没有人能料到，这个把名创优品开向世界的人会在三年后花近63亿收购永辉，尽管外界曾反复将这笔收购看作是一场豪赌，但叶国富本人坚信“看不懂就对了”。

另一类则是悲观派。

盒马前CEO侯毅在近期接受采访时说：“今天中国零售业的企业家，我认为最缺的是认知水平，很多人不知道应该怎么玩。”

双方分歧产生的导火索就是中国零售界的明星胖东来。

过去一年，由胖东来掀起的一股“调改风”成为中国零售界的显学，叶国富本人自称是胖东来的粉丝，决定收购永辉的关键原因就是看到了胖东来调改后永辉向好的趋势。但侯毅却认为，“调改”解决的是短期问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抄袭一些好的企业的经营之道”。

从投身互联网，学习山姆等外资零售巨头，再到如今将胖东来视为新老师，中国零售业的调改一直是进行时，但每年都在被一个灵魂命题拷问：

“为什么消费者不爱逛超市了？”

问题的答案是复杂的。消费需求的分层，传统零售自身的路径依赖、外资零售巨头的强势以及互联网电商对流量的渴求，都增加了改造的难度。某种程度上，胖东来也只不过是中国零售业转型周期中的一支催化剂。

如果将2024年视为中国零售的认知觉醒之年，那么2025，将会是梦醒之后，继续探路、继续回归零售本质的一年。

“阿里巴巴将不再提 ‘电子商务’ 这一说，因为电子商务只是一个摆渡的船，它只是把河岸的这一头端到了那一头。”

时间拨回2016年10月，现身云栖大会的马云预言纯电商时代很快就会结束，未来阿里巴巴的“五新”战略（新零售、新金融、新制造、新技术、新能源）会深刻影响世界，而新零售作为阿里核心战略的一环，成了当年阿里的“新黑话”。

那是一个互联网热衷造词的繁荣年代，也是一个互联网巨头野心勃勃的年代。

随后京东提出“无界零售”，刘强东在2018年中国电子商务大会上甚至建议把明年的大会名字更改为“无界零售大会”，腾讯也顺势提出“智慧零售”概念。

与之对应的是，互联网巨头们对传统零售的大力改造，一面是大举投资实体零售，阿里巴巴入股银泰、收购高鑫零售，投资了苏宁、红星美凯龙等龙头企业；腾讯先后战略投资永辉超市、超级物种、家乐福和万达商业；京东投资了永辉超市、钱大妈；另一面，它们也开始尝试下场做超市，阿里的盒马和京东的七鲜都是新零售时代的产物。

让互联网巨头们野心勃勃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国消费者彼时的庞大消费力，那是一个消费升级的年代。

马化腾在曾在公开回应“很多人问腾讯为什么花很多钱去买大量线下零售股份”，他提到了“消费升级，中产越来越多”。

央行在2018年底的例行问卷调查中指出，有28.6%的受访者倾向于更多消费，亲眼见证电商GMV战报数据的互联网巨头很自然地想要将这股消费升级带入线下。

二是渴求流量的巨头将线下零售视为新流量入口。无远弗届的互联网技术既能更高效地触达消费者，同时也能将这些线下流量进一步商业化，沉淀数据，为其他业务输血。

互联网巨头有多意气风发，线下大卖场就有多垂头丧气。

大卖场曾经的优势品类，百货、服饰和家电，被电商的低价侵蚀；线下社区团购、会员店折扣店、专业品类连锁店等多元业态的兴起，又加剧了市场竞争。

腹背受敌的传统商超只能选择拥抱自己最大的敌人——有钱有势的互联网巨头。站在传统商超的角度，互联网巨头至少能给它们带来“三份馈赠”——

一是打通线上线下，借力电商线上平台，挽救失去的客流；二是解决过去卖场不碰“货”的问题，在多元业态尝试下，发力生鲜食品等品类或打造自由品牌；三是数字化，对数字工具的利用，加深了大卖场对商品运营和用户运营的理解。

大润发创始人黄明端记得，在和时任阿里巴巴CEO张勇的第一次见面，张勇问了黄明端两个问题，第一，你们门店想不想数字化？第二，你需不需要从线上引流到线下来？

“我半夜都想。”黄明端说。

对于双方的联姻，张勇也有一句评价：“大润发因阿里而不同，阿里因大润发而不同”。

但显然所有人都低估了“不同”所带来的代价。接受互联网改造以来，传统卖场的营收表现并没有显著改观。

永辉从2021年至2024年，连续亏损四年，累计净亏损超90亿元；大润发母公司高鑫零售2021财年至2024财年间，除了2023财年扭亏为盈外，其余财年累计亏损近32亿元。

除了巨大的投入成本，消费升级年代的落幕，性价比时代的到来，互联网巨头调转车头重新守卫线上入口，电商低价大战来了又来，线下零售成了巨头的新包袱，阿里先后出售银泰百货和高鑫零售股权，永辉超市也迎来了“新主”叶国富。

新零售梦醒的同时，旧零售也开始觉醒。以永辉超市、步步高为代表的传统超市开启线下改革，中国零售又迎来进入了新周期。

“从2000年开始到今天的25年来，都是讲电商、讲流量、讲数字化，但没有一个企业实际上是把商品的本质做好的。这是我说的，中国传统零售业这25年来被电商带进坑里了，忘了零售的本质。”

作为新零售的代表，盒马前CEO侯毅曾这样总结中国零售的核心问题。

零售的本质无外乎是商品、价格和服务，所有的零售巨头都在其中寻找平衡，新零售、旧零售，本质上都还是零售。

互联网巨头的“新零售实验”也并非全是失败。

至少如前文所说，它让传统大卖场开始伸手碰货，开始重视商品和用户运营，但这些都无法深入零售的根本，在一个“弯腰捡钢镚”的行业，互联网平台双边市场的规模法则无法复刻至线下。

驱动一个消费者进入线下消费和体验的元素也是复杂多元的，特别在一个供给相对过剩的年代，即便是已经在线下拥有规模优势的巨头，都无法躺平，沃尔玛CEO董明伦采访中就曾坦言：“我从不认为规模能成为保护伞。”

从人人谈盒马、人人学山姆，再到胖东来的“调改”之风，一直在改造的中国零售，为何总是不见成效？

背后的原因是复杂的。

首先，是中国零售业自身脆弱的生态。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陈立平曾提到，中国的大卖场诞生于正经历着人口红利和经济快速增长期，在承载丰富货品和消费力的同时，品牌商、渠道商和零售商间构成了第一次流通革命——零售商从经销商中收入场费（也被称为后台费），在传统KA模式下，品牌商和经销商则掌握供货商品的定价权，为了平衡成本，经销商只能将入场费均摊到商品价格中，因此大卖场的价格长期居高不下，整个过程中，大卖场没有主导权。

”这也是这二十几年来第一次流通革命带给我们的遗产。这份遗产至今困扰着零售业的发展，使零售业的生态非常脆弱，经不起线上的冲击。”陈立平说。

复杂的零供关系下，也导致了传统零售改革的巨大惯性，叶国富曾评价传统零售：“自己跟自己动手是很难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无论是互联网巨头下场、胖东来调改，传统零售都是借外力来进行自我改造。

其次，着急贪快的评判标准。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名誉会长裴亮在接受《窄播》采访时提到，人们对于零售增长速度，或者说对于成功与否的评判标准，是一种资本化的理念：“说到这个企业厉害，就是说它规模最大，或者老板是哪里哪里的首富。”这就导致了人们对零售这门生意的错误认知，缺乏耐心，总以为大力出奇迹依靠规模就能取胜。

最后，则是更加复杂的生存土壤。

一方面，中国品牌商生产和批发体系的区域化，消费者购买渠道的碎片化，本身就导致了与欧美相比，中国线下零售商的集中度并不高。

另一方面，中国市场的商品供给早已走过稀缺时代，在消费者为王的新周期里，中国零售既需要时间学习商品运营、构建供应链，同时又面对本就熟练掌握这些零售本质的外资巨头，时间和速度的矛盾，放大了焦虑。

历史遗留问题和复杂的生存土壤，也都被中国传统零售们统统归结为了“时代原因”，克服自身的路径依赖和时代的变化，始终是他们的主线任务。

2025，中国零售无需相信，也不必相信神话了。

以阿里为代表的互联网公司选择重新回归平台生意，传统零售开始效仿胖东来，开始在商品结构、卖场动线及基础设施、员工的专业能力和福利上做出改革。

作为一个区域性的中等规模零售商，有业内人士认为，胖东来更多的是给传统零售带来变革的信心。传统零售究竟能在胖东来身上学到什么？或者说，回归零售本质后的中国零售业，最应该做些什么？

一是如何建立强大稳固的用户信任，二是建立穿越周期的企业家精神。

前者需要商品能力和供应链能力的支撑。

在商品端，无论是学山姆、开市客等会员制巨头奉行“宽 SPU 、窄 SKU” 原则，还是打造自有品牌，关键是找到商品的差异化价值。“不要一味盯着竞品去抄作业，而是和优秀的供应商一起做产品创新”。一位品牌商人士这样评价。

这也意味着，未来的零售商在商品端会变成一个制造开发型零售商，搭建自己的垂直供应链，零供关系也将从博弈走向同盟。

永辉在去年11月的投资者关系活动也谈到供应链的理念转变，一方面是要求产品经理从用户角度去研究、去洞察用户需求，开发有品质的商品。另一方面是与供应商合作伙伴共同成长，掌握利他思维，一起把商品做好。

但要将商品做好的前提是，一是内部商品或采购部门的话语权足够高，譬如山姆的商品部门是信息保密程度最高、话语权最高的部门。二是大单品的规模优势足够大，能让供应链看到渠道可观的利润，才能有动力一起研发产品。

这些改革都要一步步来，无法速成。

后者则是需要真正有耐心的改革者，也就是需要能穿越周期的企业家精神。

零售行业并不缺少有恒心的企业家，于东来是，叶国富是，黄明端也是。叶国富曾说：“企业家最担心的就是路径依赖，要敢于否定自己”。

名创优品收购永辉的关键原因就是看到新永辉的未来潜力，叶国富认为，中国零售的未来是品质零售：“永辉的产品品质对标山姆，精益理念、文化和产品规格对标胖东来（不办会员卡、不打折促销、不搞大包装）。”在接受采访时，他这样提到。

某种程度上来说，放在世界零售的漫漫时间长河里，中国零售发展近30年，只是一个短暂的节点，但却已经经历了巨大的起伏和变化。

但正如沃尔玛创始人山姆·沃尔顿所言，“直面竞争，不停改变”是穿越周期的唯一方法，只有与时俱进，主动求变者，才能真正赢回消费者的心。

参考资料：

1、窄播：零售正处于流通大变革时代，一站式大卖场终将被淘汰、零售的中国式困境

2、高能量：叶国富独家专访：为什么收购永辉，线下零售还有什么新可能。

3、降噪：抄底中国超市之王

4、财经：独家｜盒马前CEO侯毅：学胖东来，是因为没路可走了

5、镜相工作室：阿里骨折价卖掉大润发，下一个会是盒马吗